69届初中生：知青运动中最特殊的知青
69届：青春五十年
配音：胡家华、李梅、孔建
制作：孔建国
目 录
69届初中生：特殊知青运动代表
六九届，遗忘的一代
69届初中生：
最特殊知青
范康明、杨继东、吴浩
当听闻我着手记录个人那段知青岁月的故事，一些资深知青时常提醒并告诫我，“知青”现象实为中国特定政治时代的产物。知识青年大规模上山下乡，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历史运动，其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因此，在撰写过程中，我需深入挖掘这一政治运动产物内在的必然联系。他们的态度似乎在暗示，应起身批判、揭露那段不尽如人意的历史时代，甚至（如果可能的话）期望社会对因那场政治运动而浪费了宝贵十年的知青们给予相应的补偿。
若将66、67、68届的“老三届”与历史进行对比，已然显得不公，然而，更令人痛心的是，作为知青的我们这一届69届初中生，往往被社会所遗忘。即便谈及“知青”这一仅在中国土地上涌现、承载着一整代人曲折命运的名词，人们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66、67、68”这三届的初高中毕业生，鲜少有人提及我们69届，甚至将其排斥在外。事实上，我们69届初中生不仅与68届毕业生一同成为了“一片红”的历史牺牲品，更在于我们的文化程度最低，赴农村的人数最多，在农村的停留时间最长，且上山下乡时的年龄最为幼小（尽管70、72、73、74、75届也有赴农村的，年龄同样幼小，但后几届学生已不再是“一片红”，且他们在农村的逗留时间，无一届能超过我们69届）。
可以说，鉴于我们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尤为漫长，我们中的许多人所经历的艰辛也尤为深刻，对农村生活的感悟亦更为丰富。从这个角度来看，“老三届”一词更多地指向了“文革”初期在学校中“停课闹革命”的“红卫兵”。他们是直接投身“文革”的先锋力量，通过“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等方式积极参与其中。然而，“红卫兵”的一切行为，却将“69届”以及随后的几届初中生排除在外。因此，“69届”初中生更多地被定义为“知青”，他们是1968年至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人数最多、在农村生活时间最长的“知青”群体。作为“知青上山下乡”十年运动中的一员，“69届”初中生更多地代表了“知青”这一身份，而且是那个时代最为纯粹的“知青”。
69届初中生背景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诞生，便步入了改天换地的崭新阶段。在这片社会主义的热土上，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对新生活的向往与热情空前高涨。与此同时，我国迎来了人口出生的高峰期。这一时期的高出生率，使得五十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注定要经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旅程。其中，1953年（蛇年）出生的孩子们尤为引人注目，他们后来成为了文革时期的69届初中生，以及上山下乡运动中的69届知青。以我当年就读的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为例，69届学生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共有14个班级，每个班级的学生人数多达50人。在“一片红”的毕业分配政策下，69届初中生几乎全部被分配到农村。因此，仅1970年这一年，就有12万上海69届初中生被送往广阔的农村接受再教育，这一数据令人印象深刻。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这一号召一经发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对于上海的68届和69届初中生而言，他们的毕业分配政策被明确定义为“一片红”，即全部被送往农村。
69届初中生群体独具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在文革初期的狂潮中，成为了被遗忘的一代——既无法参与到“革命大串联”的行列，也无法加入“红卫兵”成为革命的前锋。其次，他们进入初中后，未曾接受过任何正规的数理化等文化课程教育。最后，他们毕业后无一例外地被分配到农村，成为了知青。
鉴于当前的状况，69届初中生在社会生活中难免会受到忽视。他们几乎成为了时代潮流的局外人，甚至可以说是边缘之外。与此同时，考虑到他们当时去农村时的年龄，他们本就对社会的真实面貌缺乏了解，更无能力做出准确的判断。面对当时的“一片红”政策，他们并无选择，更无从选择。在未满17岁的年纪，远离父母，独自踏入艰苦的农村，这实际上意味着他们在城市的学习、就业乃至生活都将被迫中断。
第69届知青特殊下乡经历
第一个阶段：1970年至1972年，我国农村的贫困与艰辛，农民们在日复一日的田间劳作，以及周遭发生的事件，往往在他们的认知中显得模糊、浅显，有时甚至显得冷漠；然而，从客观角度观察，他们对农村的各种事物却充满了好奇，跃跃欲试。那时的69届知青尚未满二十岁，仍带着学生时代的纯真，在广阔的天地间显得无所拘束。在这两年多的时光里，他们主要经历了生活的磨砺与劳动的考验。在这一阶段，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和劳作中表现得较为被动，也是他们接受农村生活教训最为深刻的时期。人生的第一次尝试和迈出的第一步便始于这个阶段，因此，这段经历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第二个阶段：1973年至1974年，这一时期在时间跨度上不过两年，然而，对于那一代从城市走向农村的知青来说，他们已在农村生活了五年之久。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知青的心态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开始对自己作为知青的命运深感忧虑。周围的环境亦发生了诸多变迁，众多知青开始动用家庭和社会关系，通过各种途径，竭力寻求逃离农村、摆脱知青身份的出路。病退、女知青结婚、投亲调动等情形层出不穷。鉴于当时国家经济状况的困境，即便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处于最低标准，这导致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拉关系”、“走后门”现象。在有限的招工、招生、上调名额面前，知青们为了争夺一个机会，竞争尤为激烈。尽管城市学生毕业时的情况已不再是“一片红”，但仍有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加入知青行列。老一代知青尚未离去，新一代的知青又接踵而至。69届知青在农村的生活愈发艰难，精神压力也与日俱增，他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自信心很快被现实击垮，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迷茫。正因如此，全国范围内的知青问题才得以暴露无遗。
1973年，福建省一位知识青年家长身处“天不闻其声，地不回应其呼”的困顿境地，毅然决然向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信，状告子女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所面临的艰难境遇。4月26日，毛泽东亲自回信，信中附寄300元，以解其燃眉之急，并指出：“此类事件全国颇多，当统筹安排解决。”在毛泽东复信之后，中共中央于6月21日发布了〔1973〕第21号文件，国务院亦于6月20日至8月7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旨在研究并实施“统筹解决”的相关措施。自此之后，一段时期内，知识青年的生活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第三阶段：1975年至1978年，这段时期无疑是知青们在农村生活中最为困苦的岁月。无论是在思想精神层面，还是在物质需求方面，都显现出他们在漫长的农村生活中，已陷入绝望的境地。那些依旧留在农村的69届知青，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变得麻木。他们几乎与当地农民无异，完全融入了农村的村民群体中，参与劳动、辛勤耕作、记录工分。正因如此，他们对身边的村民、对周围的田园村庄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共同的命运和经历也使得他们的心态趋于平和。共同的生活历程，更是在他们心中孕育了深厚的知青情结。
自1968年至1978年，在这长达十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69届的知青群体显得格外与众不同。他们在农村的生活尤为艰苦，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从生活自理的角度来看，他们抵达农村时年龄最轻，自理能力也最为薄弱；从教育层面来看，他们的文化水平仅限于能够书写家信；而就农村劳动技能而言，他们当时正处于尚未完全发育的青春期。因此，69届知青承受了更多世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与困惑。在招工、招生上调的过程中，他们遭遇了更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其他“老三届”知青凭借“比你先到农村”的借口，就足以让你继续在农村生活，等待未来的转机……
自19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以来，69届的知青群体人数尤为众多。引人深思的是，彼时正值“一片红”的分配热潮，69届的初中生们在投身农村之际，无不义无反顾，决心坚定；然而，在大规模返城的浪潮中，69届的知青群体亦成为了返城人数最多、离乡最彻底的一群。
在第六十九届知识青年投身农村的那段岁月里，他们带着空荡荡的双手踏上了征程，最终也带着空荡荡的双手重返城市。然而，对于那些在乡村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他们却拥有着或完整或相对完整的记忆与详实记录。
在第六十九届知识青年这一群体中，他们是中国体制变革历程中遭受淘汰人数最多的一代。
随着知青大返潮以及高考的恢复，知青们的命运随之发生了转变。对于69届的知青而言，尽管他们相较于“老三届”年龄稍轻，看似拥有一定的优势，但实际上，由于他们的数理化文化水平普遍较低，有的甚至接近于零，因此对于恢复高考而言，这扇门实际上仅对“老三届”敞开。众多69届返城的知青，是通过顶替的方式才得以回到城市，生活状况才得以逐渐稳定。最终，69届的知青在中国体制变革的过程中，成为了被淘汰人数最多的一群。
更为不幸的是，那批69届知青在成为父母后，他们的子女多数在2005至2008年间的短短几年内步入了大学校园。然而，这些年轻一代在寻求就业或工作时，所遭遇的挑战尤为严峻。
历史的磨砺塑造了“69届初中生—69届知青”这一群体，他们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磨难。在未来的旅途中，这些身处特殊知青运动中的人群，将继续不懈地付出，贡献更多。
先前提及，有观点认为，那些在“上山下乡”运动中遭受苦难的知青个体，应当从社会那里寻求对历史错误的赔偿——姑且不论这一观点的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但它在当下提出，自有其缘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评判的标准日益倾向于以“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人们似乎觉得，任何事物都可以通过交易来达到平衡。若将当年我们知青在农村插队视为社会强加于我们的无奈之举，那么在商品经济盛行的今天，企图让社会（或国家）对知青十年的艰辛生活进行赔偿，这种以财富为衡量标准的价值观亦是一种无奈，甚至比在农村虚度光阴更为悲哀。实际上，每个人的青春岁月都不会无端消逝，对于一个人的一生而言，那段知青十年的青春岁月所付出的代价，是金钱永远无法衡量的——无论社会如何补偿，都无法弥补其缺失。
回首那段充满酸甜苦辣与磨难的知青岁月，我们这一代知青唯有坚持不懈地开拓创新，积极把握新时期所赋予的历史机遇与时代条件，方能塑造出最有价值、最具现实意义的未来人生。
本文系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及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联合主办，并得到上海市青年运动史研究会与上海知青网的鼎力协办，在“上海市2008年知青学术研讨会”上精选出的25篇宣读论文之一。
本文作者：
范康明，1954年1月9日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政史专业，荣获文学学士学位。
杨继东，1953年7月10日出生于上海，现供职于中石化集团上海站。
吴浩，1953年11月8日出生于上海，现任职于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
六九届，被遗忘的一代。
作者：高龙民
国家一级编剧，上海六九届知青。
“老三届”一词广为人知，每当谈及知青，便会联想到“老三届”，即66、67、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然而，提及“69届”则鲜少有人问津，仿佛忽略了“当年知青”中尚有这一群体存在。实则，无论从文革、知青岁月、高考、返城潮、个体经营、独生子女政策、下岗潮到再就业等各个方面，69届均具有鲜明的代表性、特殊性和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六十六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彼时他们正值小学毕业，却因时局动荡，无法顺利进入初中，于是在小学中徘徊了一整年，被称作“七年级生”。因年幼，他们甚至不具备加入“红卫兵”的资格，仅是一群未成年的“红小兵”。在文革的“大串联”中，他们无权参与；“破四旧”的活动中，他们只能作为旁观者；至于“大批判”与“打砸抢”，他们既无能为力，也缺乏那样的胆量。那一年，全国教育系统陷入停滞，高中招生暂停，因此，六九届的学生全部是初中生，没有高中生，成为了“老三届”中的小字辈。
67年复课闹革命，他们就近入学，进了初中。复课，没有教材，都是油印纸片，语文课是鲁迅的《一件小事》，数学课是“找圆心”，英语课只学会了一句“毛主席万岁”；学校闹革命，批斗会倒是天天不断，斗走资派，斗地富反坏右，但是，这些“革命活动”，老三届根本不带小弟弟“玩”，于是，他们有的流向了社会，有的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的参与了“打群架”，有的
回到家里，自己跟自己玩儿，画画，游泳，玩乐器，成了无业游民。直到1969年下半年，学校组织下乡劳动三个月，又进工厂劳动三个月，过了1970年的春节，他们被上山下乡了，全国实现“一片红”，城里一个不留。以上海为例，去向主要是：黑龙江军垦、国营农场、黑龙江插队；云南军垦农场、云南插队；江西国营农场、江西插队；安徽插队。
在文革最为狂热的前三年，他们因年幼，仅是旁观者而非直接参与者，因而成为政治上最为纯洁的一代人，文化上却最为匮乏，上山下乡的行动也最为坚决彻底。他们既与上一代的“老三届”有所区别，又与随后的“70届”迥异。这正是69届的独特之处。
在那个时代，上山下乡的政策规定，对于66届毕业生，有70%被分配至城市工作，而30%则被派往近郊的农场或军垦农场，鲜有人选择到生产队插队定居。至于67届和68届毕业生，则有30%得以留城就业，70%则投身于上山下乡的行列，并且插队落户的范围开始扩展至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江西和安徽等地。而69届毕业生则遭遇了“全国一片红”的局面，无人留在城市。
显而易见，第六十九届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知青群体。然而，与“老三届”相比，他们面临的情况有所不同。在军垦和国营农场，只有家中的长子或独子能够获得工资保障，得以照顾家庭；而在江西，只有家中的长子或独子才有资格报名，享受照顾。若家中已有兄姐在上海工作，那么他们便只能前往黑龙江、云南、贵州、安徽等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插队落户。这一政策相较于“老三届”更为严苛，也成为了第六十九届的一个显著特征。至于第七十届，则有了上海或外地的工矿企业可供选择，基本上无需下乡。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69届的学生，因未曾接受过一天的正规初中教育，一张上山下乡的通知书，便成了他们初中毕业的证明。这一代人在文化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后续的诸多困扰与挑战。
高楼巍峨，其稳固之基，不可或缺；巨木耸立，源于其根系之深，扎实坚固。
在农村，承受着艰辛而繁重的体力劳作，以杂粮为主食，营养摄入不足，有时甚至需忍受饥饿之苦，这些固然是物质生活的艰难。然而，更为难耐的，是十七八岁远离父母、亲人的孤独与恐惧，再加上农村医疗条件匮乏对年轻生命的巨大威胁，这给精神层面带来了深深的创伤。同时，这些经历也磨练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庆幸的是，那时的我们年轻且无知，度过了浑浑噩噩的十年知青生涯。然而，文化上的匮乏却是69届最为不幸的根源，给命运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1977年，我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那些曾在初高中阶段仅就读一到三年的“老三届”学子得以重返课堂，重温旧知，复习备考。然而，对于69届的学子而言，情况则截然不同。他们未曾接触过中学教材，如同白纸一张，想要参加高考，几乎成了天方夜谭。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摆在了“老三届”知青的面前，而69届的他们，却只能对高考望洋兴叹。尽管恢复高考让“老三届”中的少数幸运儿得以改变命运，但69届学子除了在文科和艺术类中偶有身影，整体上却几乎全军覆没。这无疑是69届的一个显著特征。
重返故土后，他们再次遭遇就业困境。缺乏中学学历与专业技术，他们只得在社会底层艰难求生。命运赋予他们的，是沉重体力劳动和艰苦的户外工作。即便有人顶替退休父母进入大型国企，也仅能从事无技术含量的体力活。更有甚者，流落街头，成为个体户，从事卖菜、卖服装、驾驶运输等工作。还有的冒险倒卖紧俏商品。他们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第一代个体户，只要能解决新婚家庭的温饱问题，他们愿意尝试一切。繁重的工作与生活的艰辛未能击垮他们，农村生活中培养的吃苦耐劳精神，使他们能够从容面对生活的压力，度过了一段三口之家的平静时光。
然而，风光不再。九十年代的国企变革掀起了猛烈的“下岗风潮”，他们正值中年，面对国企裁员和效率提升，他们成为了首批受害者。在肩负着赡养老人和抚养孩子的重担之际，他们再次踏入了人生的“风雨夜”。刘欢所唱的《从头再来》这首歌，正是他们的写照，他们是那一代69届的人。如今，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似乎不足为奇，西方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这一阶段，这是很正常的。但人生中最可怕的是“中年失业”，家庭支柱的倒塌！痛哭无泪，求助无门。有的人在街头摆摊，有的人经营小餐馆，有的人驾驶出租车，有的人在宾馆地下室做洗衣工……刘欢的歌曲听起来轻松，但落到自己身上，便如同一座难以逾越的大山。69届的人，从头再来，即便两鬓斑白，也再次步入了风雨之中。
鉴于文化上的“先天短板”，他们把对未来寄予厚望于子女身上，然而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却显得力不从心，束手无策。他们既无法辅导孩子的学业，又缺乏对子女教育科学性的认识，只能沿袭前辈的方式教育子女：“棍棒之下出孝子”，结果导致子女教育问题频发。这一点，在知青作家叶辛的小说《孽债》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高楼危无基，坎坷因少年。
往昔的“知青”岁月已渐行渐远，其中部分人已踏上了人生旅程的终点。在年轻时，他们身处农村，或多或少留下了健康隐患，如今这些病根开始对他们进行考验。他们的晚年生活，有的依靠子女的悉心照料，有的上海知青凭借祖辈遗留下来的房产，获取了一笔可观的“拆迁补偿款”，而大多数知青则是依靠多年省吃俭用的积蓄来安度晚年，其暮年的生活状况不难想象。
为何称69届为“被遗忘的一届”？
一是专注于知青历史研究的学者，二是投身于影视创作的编剧和导演。这两类人，多数是77、78年高考恢复后踏入大学校园的“老三届”成员，他们如今已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作家和导演。他们著书立说，记录自己的知青往事，因此，知青的历史也就演变成了“老三届”的历史，而69届的声音则显得稀少。老三届，这个固定的群体名称，似乎已演变成一个学术标签，既便于叙述，又便于传播，他们并未为69届创造一个全新的标签，使其载入史册。在69届的知青群体中，鲜有学者、教授和影视剧作家。尽管著名作家铁凝、王安忆曾是当年的知青，并创作了一些知青题材的作品，但影响力有限。而叶辛的《蹉跎岁月》与《孽债》也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昔日，当“老三届”投身于上山下乡的浪潮，他们大多被分配至军垦农场。如今，在知青历史的叙述中，亦或在以知青为题材的影视作品里，那些由老三届所记录的“知青”形象，已然演变为他们口中所述的“兵团战士”。他们享有工资、食堂和领导关怀，却未经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如电视剧《知青》中所描绘）。然而，与贫下中农共同生活、分散于各生产队的69届“知青散户”，在今日的叙述中却鲜有人提及，这成为了69届的一个显著特征。由于文化资源的匮乏，他们自身也丧失了叙述历史的发言权，最终被“老三届”所取代，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历史并非仅仅是铺展在眼前的一页白纸。若缺少了那69届的缺席者，中国的知青记忆必将是残缺不全的。知青群体，亦非仅限于“老三届”笔下的“兵团战士”。如今，当年的69届青年已步入晚年，最小的成员也已迈入70高龄。然而，每当知青们聚首一堂，他们便会唱起往昔的旋律，分享子女们的点滴故事，既不抱怨，亦无感伤。面对人生的风雨历程，他们共同的信念是：不忘过往，不沉溺于纠缠。这番话语，多么动人心弦！
历史会铭记69届不幸吗？